疫情中的武汉诗人写诗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

2月1日，阴雨连日，武汉迎来了久违的阳光，但疫情尚未因此得到缓解。多位接受采访的武汉诗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，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。现在的武汉，缺乏的是口罩、药品、防护物资，诗歌和文学在这样的巨大灾难面前，显得有些弱小。

然而，仍有诗人选择用笔记录下这段时光，抒发内心的感想。“如果没有其他能力，写诗也是一种充实自我的方式。”诗人罗秋红告诉记者。“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，写诗的过程，是对内心抑郁的一种救赎。”

罗秋红

“儿子想接我离开武汉，被我拒绝了”

武汉“封城”前，罗秋红曾经有离开的机会。儿子打电话过来，希望把年近六十的母亲接出这座风暴之城，被母亲拒绝了。

“我的身体状态不好，免疫力很差，病毒有潜伏期，万一我已经感染了，岂不是会传染给更多人？”除了诗人的身份外，罗秋红还是武汉的一名古筝老师，她选择用诗歌和音乐充实自己。每天十点醒来，给自己放音乐，读书，然后再写诗，在客厅和卧室来回走，锻炼身体，以此来排解内心的恐惧和不安。

疫情爆发前，她计划在春节拜访武汉的孤寡老人、走亲串门、上寺庙祈福，疫情爆发后，这些活动全部都中断了。在“封城”的压力下，她整夜地失眠，手脚发凉，听到小区楼下流浪狗的哀嚎就胆战心惊。白天，实在焦虑得不可控制时，她就打开卫生间的浴霸，长时间地洗澡；或是用手洗衣服，不用洗衣机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疲惫，晚上能够安心入眠。

面对新闻里不断传来有人感染和死亡的噩耗，她在电话里不禁痛哭失声：“我很伤心，生命怎么能如此脆弱？我一直在消耗着自己，没能为社会做些有价值的事，一想到身边的人都在面临死亡的危险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难过。”

1月30日，罗秋红的家中，破天荒地飞入一只蝙蝠，在客厅盘旋不散，直到喊了小区物业后才把它驱逐出家门。为了排解压抑的情绪，当天她写下一首诗《一只蝙蝠跑进客厅》，文字质朴，感情真挚：“两个警察将它弄死，而我却不敢看它的尸体。我反剪双手，跟在警察后头，却听见无数只蝙蝠对我数落，人类所犯下的种种罪恶。”

现在她心中最为担忧的，是武汉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的命运：“因为疫情，人与人都隔离了，不能出门，那些原来就独自居住的孤寡老人，更加无人关心，谁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呢？”

龚锦明

“疫情结束后，想和自己喜欢的女孩见面”

米（3蛇皮袋）、油（3大壶）、面条（10筒）、盐（10包）、白萝卜、红萝卜、青菜……

诗人龚锦明记录下自己的购物清单，1月27日，他前往超市，购买了约元的生活物资，计划一个月不出门。

这个计划仅在3天后就被打破了。他的一位好友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医院没有床位，只能自己在家隔离，不能与人接触后，生活起居立刻成了难题。龚锦明为他带去一些肉类和蔬菜，放在朋友家楼下，目送朋友下楼取走后，他才离开小区。

“我们小区里，已经有5个确诊病例了。”龚锦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。“现在武汉出太阳了，大家就放松警惕，很多人出门散心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疫情仍然处于高发期。”

极度的不平静中，他写下一首诗《急需品》：“需要一种药，需要疫苗，不需要唾沫星子和舞蹈；需要口罩，需要护目镜、消毒液和手套。”他希望通过诗歌的方式，将武汉的需求传达给外界。在他看来，好的诗歌应该像号角一样，能唤起人们精神上的呐喊。诗人不能“为写诗而写诗”，如果一首诗不能反映灵魂深处深刻的战栗，那就不应该被书写。

“写诗对重大灾难没什么作用，但它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量。”龚锦明说。“好的文学对于人的心灵有着振奋作用，是有担当的，但如果没有灵魂深处的触动和深刻的反思，诗人就该闭嘴，因为写下的不过是文字垃圾。”

现在他最大的渴望，是疫情结束后，“能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”，比如，出一本诗集；或是追求一位一直有好感的女孩。龚锦明是一位单亲父亲，他一直渴望给孩子一个家，但苦于现实生活的羁绊，迟迟没有和爱慕的女孩确立关系。

“疫情结束后，想马上去见她。”他说。“人的生命太脆弱了，想做的，就一定要立刻去做。”

余修霞

“感觉武汉成了无人城，我随时会消失”

“疫情确诊的人数，增加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，我不敢看，但还是点开看了。透过窗户看到街上空无一人，听也听不到人声。感觉武汉成了无人城，我随时会消失。”大年初二，诗人余修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。

最恐慌的日子里，诗歌于她是一种陪伴。在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，除了写诗、读诗，仿佛做不了任何其他事情。“以前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，仿佛这几天就消失了，有了诗歌之后，大家一起朗读、分享，内心能得到些许的温暖。”

她笔下的《像一首诗，蜷缩在武汉封闭的怀中》在《诗刊》